近年来我国的图书市场，反映当代社会政治的书籍一直十分红火。它有两个主要的方向，一是从领袖人物的纪实文学热开始的，渐渐形成一种商业化的炒作，虚张声势地炮制大量“红墙内外”之类的所谓“宫闱秘史”。另一类则是“关键时刻”、“中国最重要的×个问题”之类内容大同小异的“警世”之作，大多含金量不高，也是一种商业化的包装和运作。
书商对市场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——人们对于认识和解读社会历史具有巨大的需求。读史使人明鉴。处于当今这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，人们更是迫切需要从对历史的反思中确定今天的方位。而在所有历史中，人们对于自己所亲自参与、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当代史必定是更感兴趣的。今年以来，一批严肃地反思历史的回忆录相继面世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其佼佼者如戴煌的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、季羡林的《牛棚杂忆》、韦君宜的《思痛录》、李锐的《大跃进亲历记》等。我自己的第一感觉，是对于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居然如此无知！与现在不知林彪江青，只知歌星球星的青少年相比，我们算是知道大跃进和文革、知道三中全会和平反冤假错案的，然而，阅读的结果仍然令人震惊。比如，我知道文革中有个“内人党”冤案，却从不知延续二十八年之久的“伊玛尼党”大冤案；也不知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还有那么多冤死的张志新式的志士。关键在于，在作者投注了强烈情感的书中，历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和枯燥的教条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惨烈的人生。然而，没有自我拷问和忏悔的历史往往是不太可靠的。在痛思历史时，作为老革命的韦君宜并没有把自己置于单纯受害者的地位，她真实地袒露自己在极左年代的盲从和迷乱，揭示了包括自己在内既整过别人、又挨别人整的社会悲剧。身为大学者的季羡林则反思自己在文革中投身一派、派性大发作的荒诞。与此同时，无论是季羡林还是韦君宜，都没有忘记记录和鞭挞在那个时代并不鲜见、使许多正直的人蒙难的小人———不必回避也不必过虑，他们是构成那段历史的重要部分，而且他们的“适应性”、“生存能力”和“承受能力”远比善良的人们要强得多。
回忆需要勇气。在纪念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之际，这些回忆录的出版成为标志两个不同时代的鲜明证据。黑暗的一页已成过去，但是，它们绝不能被淡忘。在反思这段特殊历史时，我们经常会想起国家主席刘少奇蒙难时沉痛的遗言“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”。这固然千真万确，但是我想，“人民”在这里应当是具体的，书写也应当是具体的。由于我们有太多“白纸黑字”、“祸从口出”的教训，很多人对已消逝的那个时代记忆犹新，至今仍保持不写回忆录、不记日记、不保留私人信件的习惯。许多具有高度价值的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湮没和流失了。因而，敢于直面和反思这段历史难能可贵，而敢于书写和记录这段历史的人则尤其可敬。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当具有这种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性，应当以“抢救”的态度把自己的经历留下来——不必追求文字的工整，可以主要使用录音机口述实录的方式。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开始述说时，才能真正形成人民的历史。对许多老同志而言，这才是他们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、功德无量的“老有所为”。
